《秋至懷歸詩》

江淹早歲以一介寒士受知於宋建平王劉景素，景素愛好文學之士，江淹在南兗州做過景素的僚屬，後淹因事系獄，自獄中上書，「景素覽書，即日出之」（《南史》本傳）。景素出鎮荊州，江淹從之鎮，其時約當公元472年（明帝泰豫元年）至公元474年（後廢帝元徽二年）間，江淹集中寫荊山漢水風物的詩即作於這幾年。

全詩十六句，前八句着重寫景，繪出關山重疊、煙水蒼茫的秋色圖卷；後八句轉向抒情，抒發歸路迢遞、飄零自傷的憂思情懷。首聯總領寫景，開頭即以「悵然」點明此行抑鬱惆悵的心境，為全詩定下了基調。「漢北」則交代地點。詩人回首眺望「岨山田」，觸景生情，引出了這篇詩章。「沄沄」，水流迴轉貌，如《楚辭》中漢王逸《九思·哀歲》云：「窺見兮溪澗，流水兮沄沄。」此聯寫群山綿延，高下參差，溪澗溝壑，縱橫錯互的景象，氣勢壯觀雄偉。「沄沄」狀水之蜿蜒曲折，「參差」寫山之錯落聳峙，「百重」以對「萬里」，均形容其廣袤。此聯從不同的方面寫出了荊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態。

如果說上聯是寫其全貌的話，那麼下一聯則進一步從地理形勢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。詩人的眼光已不局限於荊襄一地，而是放眼遠眺，神遊故國，西北至秦隴，東南至吳越。荊山居江漢平原之西鄙，雄關險隘，屏障楚地，迤邐至西北則是秦嶺大巴山和黃土高原，而江漢平原又如同通向長江三角洲的門戶，河川網絡猶如血脈相連。這一聯概括了荊襄江漢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，實有深意存焉，這一點在下面再加揭示。從用筆看，這一聯也是工整的對偶，動詞「帶」與「冠」尤為傳神，前者展現了層巒逶迤的壯闊景象，後者描畫出浮雲籠罩的南國風光。出句以雄關絕塞表現出蒼茫凝重的格調，而對句則以雲煙連綿傳達出旖旎曼妙的情思，這一對比如同宋代山水畫中荊浩、關仝的疊嶂丘壑之於董源、巨然的淡煙輕嵐，色彩迥異的意象構成的對偶，避免了合掌雷同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。

下一聯筆勢收攏，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。草色轉為枯黃，好像將原來的翠綠收藏起來了，故謂之「斂」；「窮水」乃荒遠之水，它與草色共同構成了一個秋氣肅殺的意境。「木葉」句令人想起《九歌·湘夫人》中的名句：「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」；而「變」的修辭又令人憶及謝靈運《登池上樓》中的警策：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」木葉紛紛墜落，改變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，此處妙在將「變」用作使動詞，造語不同凡響。事實上整個這一聯都有模擬謝詩的痕跡，雖然彼寫春景，此擬秋色，但都表現出星移物換的微妙變化。當然江淹之句難以與謝詩的自然天成相比擬，其得之模擬，終落第二義。「文通詩體總雜，善於摹擬」（鍾嶸《詩品》）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「草色」一聯已暗逗秋意，到「秋至」一句則點明秋天的來臨。這一句也是化用《湘夫人》中開頭的句子：「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」這兩句在《湘夫人》中原與上引的兩句緊相銜接。這裡，在表現秋色由晦轉明時，詩人通過化用的意象成語的內在聯繫，使詩的上下兩半意脈貫通，很自然地過渡到抒情部分。詩人宦遊他鄉，故以「客人」自稱；「傷嬋娟」則是悲傷帝子在此清秋時節降臨水邊，伶俜飄零。「目眇眇兮愁予」，她那憂傷的目光使詩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憐之情。「嬋娟」，姿態美好貌，在此指代帝子，亦即神女。江漢間流傳着許多惝恍迷離的神話傳說，像鄭交甫於漢皋遇二神女，解佩相贈之事即是其一。據《水經注·沔水》載，襄陽縣北之方山，「山下水曲之隈，雲漢女昔游處也，故張衡《南都賦》曰：『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。』漢皋即方山之異名也。」可見詩人化用楚辭並非鑿空而道、無中生有，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。

下一聯寫其欲歸不成，歸途漫漫之感。「試訪」猶言「欲訪」；「淮海使」，揚州的地方長官。東晉以還，北人南遷，多聚居於揚州一帶，所謂的僑置州郡也多設於此。史載江淹「起家南徐州從事」，又曾「隨景素在南兗州」，「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」（《南史》本傳），上述兩個僑置州在劉宋時即以京口、廣陵為治所，詩人故將淮海視為自己的故鄉。「蓬驅」句以蓬草自況，蓬草的飄轉不定正如其無止境的遊宦生涯。飄蓬的意象由來已久，而建安詩人尤喜用之，如曹植的《雜詩》云：「轉蓬離本根，飄飄隨長風。何意迥飈舉，吹我入雲中。高高上無極，天路安可窮！」幾可作此句詩的註腳。「旌心」即心旌，語出《戰國策·楚策》，意謂中心不安如懸掛的旌旗飄搖不定。「徒自懸」猶言內心的懸念不安只是自費苦心，徒勞無益。此處詩人也有其言外之意，且留待下面一併交代。

最後一聯感嘆歲月蹉跎，憂多傷身。「若華」猶言「若英」，即若木之花。若木是神話中生長於西方日入處的樹木。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稱：「上有赤樹，青葉赤華，名曰若木。」郭璞註：「生崑崙西，附西極，其華光赤下照地。」若木之光華後人也用來指時光。《離騷》云：「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逍遙以相羊。」屈原的舉動，據王逸的解釋，是「折取若木，以拂擊日，使之還去」，「或謂拂，蔽也，以若木鄣蔽日，使不得過也」（《楚辭章句》）。總之，都是挽留光陰之意。詩人在此感嘆，光陰如逝水無情，即使想藉助若木加以挽留，也是徒勞無謂，憂思叢集，只會使自己傷神減壽。詩的最後這種深沉的憂傷與開頭的「悵然」相呼應，令讀者久久回味。

那麼詩人的憂傷又是因何而生的，聯繫其身世遭遇就不難明白這種感情的內涵。他對劉景素深懷知遇之感，此時正隨劉在荊州任上。荊州地處上游，為扼制東南的軍事重鎮，劉在僚屬的勸唆下圖謀反叛，江淹苦諫而景素不納。諫云：「殿下不求宗廟之安，而信左右之計，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台矣。」（《梁書》本傳）殷鑑不遠，東晉桓玄據荊州謀反即遭敗亡，詩人預感到景素覆滅的下場，因而悲從中來，不能自已。後來景素移鎮京口，果然兵敗被殺，江淹則因受貶而倖免於難。所謂「旌心徒自懸」正表現出詩人苦諫不從的憂慮。

前人稱江淹之詩「悲壯激昂」（李調元《雨村詩話》），「有淒涼日暮，不可如何之意」（劉熙載《藝概》），洵為的論。此詩前半寫山河之壯偉，地勢之重要，本應是拱衛中樞的屏藩，現在卻醞釀着一場動亂，故後半傾訴出深沉的憂傷，其中既有身世感懷，又有國事之慨。深沉的憂思與雄峻的山河相為表里，故有悲壯之氣。這裡值得一提的是，詩人多處化用了楚辭的意象與成語，這不光是一個修辭問題，更主要的是詩人與屈原的情思相通。荊州治所江陵即為楚之郢都，屈原青年時代被讒去郢，即向北流浪，至於漢北，所謂漢北即樊城一帶（據林庚考證，參見其《民族詩人屈原》一文）。這和江淹所處的地域正好吻合，屈原的憂國傷時不能不激起詩人的共鳴。江漢流域的地理環境、人文傳統為詩人的感情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載體，他之化用楚辭也就十分自然，由此也增強了全詩的悲劇色彩。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