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》

全文可分為兩個部分。

前半部分以敘史為主。作者於開篇之首即開宗明義，用一兼帶感嘆語氣的反詰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論點——「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」可謂立論鮮明，催人警醒，又具有論戰性，一反當時流行的宿命論的歷史觀。前人曾評此句是「起勢橫空而來，神氣甚遠」。文章接着寫道：「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」表明作者將列舉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為論據，對上述論點加以論證。這一過渡句的運用，使論點與論據間銜接緊密自然，論點有總領全篇之功，而下面文字的出現又不致突兀。

為論證中心論點，作者並未贅述莊宗身世或伶官軼事，也未過多地列舉史例，而是從紛繁的史料中，僅選取了傳奇色彩較濃，頗具典型意義的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事，以洗鍊的文字，沉摯充沛的感情，抑揚頓挫的語調，縱橫捭闔的氣勢加以敘述。據說，晉王李克用與梁王朱溫結仇極深。燕王劉守光之父劉仁恭，曾被李克用保薦為盧龍節度使。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（遼太祖）曾與李克用把臂定盟，結為兄弟，商定共同舉兵討梁。但劉仁恭與阿保機後皆叛晉歸梁，與晉成仇。李克用臨終時以三枝箭作為遺命，要其子李存勖為其復仇。李存勖兵精將勇，東征西討，於公元913年攻破幽州，生俘劉氏父子，用繩捆索綁，解送太原，獻於晉王太廟。公元923年，李存勖攻梁，梁兵敗，朱溫之子梁末帝朱友貞命部將殺死自己，李存勖攻入汴京，把朱友貞及其部將的頭裝入木匣，收藏在太廟裡。李存勖還曾三次擊敗契丹，為父報了大仇。但他滅梁以後，驕傲自滿，寵信伶官，縱情聲色，使民怨沸騰，眾叛親離，在位僅三年就死於兵變之中。在敘述這段史事的過程中，作者採用先揚後抑的手法，通過一盛一衰的對比，一褒一貶的抒情，給人以強烈的碰撞感、落差感，引起讀者心靈的震顫，增強了論點的說服力，正如前人說：「敘唐莊宗處，倏而英俊，倏而衰颯。憑弔欷歔，雖尺幅短章，有縈迴無盡之意。」作者於敘事之後，又以兩個反詰句回扣主題——「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跡，而皆自於人歟？」至此，對比論證初步告一段落。

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中，作者由敘事轉入論理，論證步步深入，立意層層遞進。從「《書》曰：『滿招損，謙得益』」自然引出「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忘身」的論點。為增強這一論點的說服力，作者又將莊宗得失天下之事濃縮為一段簡潔對偶的文字，反證此論，再次通過一盛一衰的強烈對比，與篇首的立論形成前後照應，首尾呼應之勢，使此文的中心論點更加鮮明突出。文章寫至此處，作者胸臆仍未盡抒，又進一步推出「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」這樣一個論點，令讀者的認識隨着作者的筆觸進一步深化，以歷史的教訓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啟迪。「憂勞」、「逸豫」、「忽微」、「所溺」皆為人事，因此，上述兩個論點，既是中心論點的深化，又是其具體化。作者於全文論證的高潮處驀然收筆，可謂言已盡而意未絕，令讀者有餘音繞樑之感——「夫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，豈獨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傳》。」此處以點睛之筆，闡明了作者寫作《伶官傳》，「善善惡惡」的目的並非就史論史，而是具有廣泛而現實的醒世意義。

此文寫作特點除如上所述的構思精巧，結構嚴謹，論證透闢，層層遞進外，文中語言的運用亦頗具特色。首先是感嘆詞句的多次運用，使文章一唱三嘆。如開篇之首，作者即發「嗚呼」之慨嘆，此種開篇法在他的《新五代史》中屢見不鮮。依作者看來，五代如春秋，為亂世，可嘆者甚多。除篇首外，作者於文中亦曾多次發出深沉的感嘆，這樣作序，是繼承了《史記》、《戰國策》序文的傳統筆法，於敘事，議論中夾着感慨，藉以表達作者對史事的見解和態度。或褒或貶，於欷歔中昭然可見，濃烈的感情色彩，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與說服力。其次，此文在語言運用上的另一特色，是既摒棄了駢文追求詞藻華麗矯揉的浮靡之風，注重文字的平易曉暢，簡潔生動，又吸取了駢文的長處，利用聲韻和對偶詞句使文章具有濃郁的詩的韻味，誦讀起來，抑揚頓挫，琅琅上口，令人進入美的意境，感受到充溢於字裡行間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。作者在描述莊宗意氣之盛時，語氣舒緩沉穩，透着褒揚。而在敘述莊宗衰敗之時，語氣忽轉促急，多用四字句——「及仇讎已滅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，倉皇東出，未見賊而士卒離散，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。至於誓天斷髮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「讀來節奏明快，如行雲流水，一氣呵成，流暢中分明透着凝重哀惋，增強了感嘆的氣勢。另外，對偶詞句的運用在文中比比皆是，如盛與衰，得與失，天命與人事，難與易，這些對偶詞句的運用，使文章韻律節奏勻稱，文字簡潔有力，哲理性強。

通觀全篇，融敘事、議論、抒情為一體，敘事生動曉暢，論證層層深入，感情深沉濃烈，實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。歷代的文學家多視此篇為範文，倍加讚賞，如明代茅坤稱此文為「千古絕調」，清代沈德潛譽此文為「抑揚頓挫，得《史記》神髓，《五代史》中第一篇文字」。歐陽公之文風、政見與為人，於此文可略見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