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桑竹垂餘蔭，菽稷隨時藝。》

　　陶淵明寫桃花源，用了散文與詩兩種文體。《桃花源記》主要是描寫漁人出入桃花源的經過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見所聞；《桃花源詩》是以詩人的口吻講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、安寧。《桃花源詩》內容豐富，對於了解陶淵明描寫桃花源的意圖和生活理想很有幫助。

　　詩分三段。開頭六句為第一段，敘述、說明桃花源中人的來歷，跟《桃花源記》中所記「自雲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」意思大體相同。但詩中具體列出黃（夏黃公）、綺（綺里季）避秦時亂到高山的實例，來暗示桃花源中人與這些古代賢者志趣一致，或者說，正是那些賢者帶他們到桃花源的。

　　中間十八句為第二段，介紹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。先寫桃花源里人參加勞動，日出而作，日沒而息。「相命肆農耕」，是說相互招呼，努力耕作。「秋熟靡王稅」，是說到了秋收時，勞動果實歸勞動者所有，用不着向官府繳納賦稅，說明沒有封建剝削和壓迫。「荒路曖交通，雞犬互鳴吠」和《桃花源記》中的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」相照應，兩句意思大體一致。接着寫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，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禮儀，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樣。孩子們縱情地歌唱，老人們自由自在地遊樂。最後寫那裡的一切都是順應自然，怡然自得。隨着季節的自然變化調節生活和勞作，所以連曆法也用不着，更不用竭盡思慮、費心勞神了。

　　最後八句為第三段，詩人發表議論和感慨。「奇蹤隱五百」，是說從秦到晉，桃花源中人隱居了五百年（概數，實際是約六百年）。「一朝敞神界」是說桃花源被漁人發現，泄露了這個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。「旋復還幽蔽」，是說桃花源剛敞開又立即與外界隔絕，也就是《桃花源記》中所說的「遂迷，不復得路」。既然漁人離開桃花源時已「處處志之」，那麼怎麼會再也找不着呢？其實這個問題在《桃花源詩》里已經作了回答，那就是「淳薄既異源」，意思是說，世俗生活的淺薄與桃花源中民風的淳樸，是格格不入，絕然不同的。如果真在那麼一個桃花源，而它又果真給劉子驥他們找到了，那麼，它就不能獨立存在。東晉末期，戰亂頻繁，徭役繁重，人民逃亡。詩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寫得那麼安寧、和諧，這正是對黑暗現實的一種否定。千餘年來，不知有多少人對桃花源的有無進行過探討。有人說，避亂逃難時，確實有許多人跑到深山野林，窮鄉僻壤去過理想的生活。但顯然不能據此而把這個理想與桃花源等同起來，因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詩人理想化了的。「借問遊方士，焉測塵囂外」，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「遊方士」是不可能真正理解「塵囂外」（桃花源）的生活情景的。「願言躡輕風，高舉尋吾契。」這是詩人抒發自己的感情，具有浪漫主義色彩。意思是希望能駕起輕風，騰飛而起，去追求那些與自己志趣相投的人們（其中包括詩的開頭所說的古代賢者和桃花源中人）。

　　據蕭統《陶淵明傳》記載：「淵明不解音律，而蓄無弦琴一張，每酒適，輒撫弄以寄其意。」無弦琴是彈奏不出聲音的，撥弄它是為了「寄其意」，描寫一個美好的世外桃源，雖然超塵脫俗，無法實現，卻也正是為了「寄其意」。

　　從以上簡單的分析來看，《桃花源詩》在有些方面確比《桃花源記》寫得更為具體、詳細。《桃花源記》局限於寫漁人的所見所聞，漁人在桃花源逗留時間不長，見聞有限。而《桃花源詩》顯得更為靈活自由，也便於詩人直接抒寫自己的情懷，因此讀《桃花源記》不可不讀《桃花源詩》。

　　《桃花源詩》和《桃花源記》都是描寫同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，但並不讓人覺得重複。《記》是散文，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節，有人物，有對話，描寫具體，富於小說色彩；《詩》的語言比較質樸，記述桃源社會的情形更加詳細。《記》是以漁人的經歷為線索，處處寫漁人所見，作者的心情、態度隱藏在文本之後，而《詩》則由詩人直接敘述桃源的歷史狀態，並直接抒發自己的感慨與願望，二者相互映照，充分地顯示桃花源的思想意義和審美意義。

　　有人認為《桃花源詩》讚美「古法」，不要「智慧」是一種消極、倒退的表現。這其實是沒有真正領會詩人寫作的本意。所謂「古法」，雖是一種寄託，表示嚮往古代社會的淳樸，而並非是要開歷史的倒車；所謂「於何勞智慧」實際是對世俗生活中的爾虞我詐、勾心鬥角表示憎惡與否定。正如前人所指出的，陶淵明是一個「有志天下」「欲為為而不能為」的人，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報負而無法實現，這才是他的思想本質。

　　此詩作於陶淵明晚年，約為南朝宋永初三年（422年）的作品。元熙二年（420年）六月，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，改年號為「永初」。次年，劉裕採取陰謀手段，用毒酒殺害晉恭帝。這些事不能不激起陶淵明思想的波瀾。他從固有的儒家觀念出發，產生了對劉裕政權的不滿，加深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恨。但他無法改變、也不願干預這種現狀，只好藉助創作來抒寫情懷，塑造了一個與污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，以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情趣。《桃花源詩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