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史公曰：「先人有言：『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
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、正《易傳》，繼《春秋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？』」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！上大夫壺遂曰：「昔孔子何為而作《春秋》哉」？太史公曰：「余聞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雍之。
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
』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』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弊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
《易》著天地、陰陽、四時、五行，故長於變；《禮》經紀人倫，故長於行；《書》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《詩》記山川、溪谷、禽獸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長於風；《樂》樂所以立，故長於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長於治人。
是故《禮》以節人，《樂》以發和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詩》以達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義。
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於《春秋》。
《春秋》文成數萬，其指數千。
萬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
《春秋》之中，弒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
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
故《易》曰『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
』故曰『臣弒君，子弒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漸久矣』。
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讒而弗見，後有賊而不知。
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
為人君父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。
為人臣子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陷篡弒之誅，死罪之名。
其實皆以為善，為之不知其義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
夫不通禮義之旨，至於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
夫君不君則犯，臣不臣則誅，父不父則無道，子不子則不孝。
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過也。
以天下之大過予之，則受而弗敢辭。
故《春秋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
夫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；法之所為用者易見，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。
」壺遂曰：「孔子之時，上無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。
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職，萬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論，欲以何明？」太史公曰：「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
余聞之先人曰：『伏羲至純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
堯舜之盛，《尚書》載之，禮樂作焉。
湯武之隆，詩人歌之。
《春秋》采善貶惡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獨刺譏而已也。
』漢興以來，至明天子，獲符瑞，建封禪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於穆清，澤流罔極，海外殊俗，重譯款塞，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。
臣下百官力誦聖德，猶不能宣盡其意。
且士賢能而不用，有國者之恥；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，有司之過也。
且余嘗掌其官，廢明聖盛德不載，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，墮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
余所謂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，而君比之於《春秋》，謬矣。
」於是論次其文。
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，幽於縲紲。
乃喟然而嘆曰：「是余之罪也夫。
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毀不用矣！」退而深惟曰：「夫《詩》、《書》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
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陳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、《孤憤》；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
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
」於是卒述陶唐以來，至於麟止，自黃帝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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