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自去冬游于粤省，得遇张君伯龙。天姿英敏、文史淹通、留心世故而不习举业，真达人也。其父墨园曾膺张香帅保荐循吏，政治劳心，每生疾 。伯龙以人子须知医寝，馈方书于今七年前春，其父偶感时证病象危险，群医无策，伯龙极力救治，顿获安全国手之名，一时腾噪。乃益留心医理。与余邂逅便留讲贯，谓余所着中西各种医书于病源治法，固已详矣。
而独少本草，未免缺然。余曰：吾所论著已寓药性，且本草业经充拣，何烦再赘？伯龙曰：不然，诸家本草扬厉铺张，几于一药能治百病及遵用之，卒不能治一病者，注失之泛也。又或极意求精，失于穿凿，故托高远难获实效，且其说与黄炎、仲景诸书往往刺谬。若不加辨正，恐古圣之旨不能彰着于天下。近日西医释药每攻中医，适能中中医之弊，而中国医士不能发西人之覆，徒使西药流弊，又增甚于中国本草之祸岂浅鲜哉？甚矣！本草自晋唐以后，千歧百出，极于纲目，几令人目迷，五色三家注力求深奥，转多晦义，徐灵胎冠绝一时，颇合经旨。惜其时无西人之说未能互证，以注本经。今先生博通西医，参合黄炎仲景之书以折衷于至当，若不将本草发明，其流弊又谁救哉？虽西国异产及新出药品不能尽行论列，但使揭出大义，举一反三，则据此以求，无论中西各药，见于目而尝于口，便可推例以知其性矣，幸毋隐秘不宣。惟先生明以教我，余以伯龙此言甚挚，大清光绪十九年岁在癸巳仲春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