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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寄欧阳舍人书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巩顿首再拜,舍人先生:去秋人还,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。

反复观诵,感与惭并。

夫铭志之著于世,义近于史,而亦有与史异者。

盖史之于善恶,无所不书,而铭者,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,惧后世之不知,则必铭而见之。

或纳于庙,或存于墓,一也。

苟其人之恶,则于铭乎何有?此其所以与史异也。

其辞之作,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,生者得致其严。

而善人喜于见传,则勇于自立;恶人无有所纪,则以愧而惧。

至于通材达识,义烈节士,嘉言善状,皆见于篇,则足为后法。

警劝之道,非近乎史,其将安近? 及世之衰,为人之子孙者,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。

故虽恶人,皆务勒铭,以夸后世。

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,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,书其恶焉,则人情之所不得,于是乎铭始不实。

后之作铭者,常观其人。

苟托之非人,则书之非公与是,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。

故千百年来,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,莫不有铭,而传者盖少。

其故非他,托之非人,书之非公与是故也。

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?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无以为也。

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,则不受而铭之,于众人则能辨焉。

而人之行,有情善而迹非,有意奸而外淑,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,有实大于名,有名侈于实。

犹之用人,非畜道德者,恶能辨之不惑,议之不徇?不惑不徇,则公且是矣。

而其辞之不工,则世犹不传,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。

故曰,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,岂非然哉!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虽或并世而有,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

其传之难如此,其遇之难又如此。

若先生之道德文章,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。

先祖之言行卓卓,幸遇而得铭,其公与是,其传世行后无疑也。

而世之学者,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,至其所可感,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,况其子孙也哉?况巩也哉?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,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。

其感与报,宜若何而图之?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,而先生进之,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,而先生显之,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,其谁不愿进于门?潜遁幽抑之士,其谁不有望于世?善谁不为,而恶谁不愧以惧?为人之父祖者,孰不欲教其子孙?为人之子孙者,孰不欲宠荣其父祖?此数美者,一归于先生。

既拜赐之辱,且敢进其所以然。

所谕世族之次,敢不承教而加详焉?愧甚,不宣。

巩再拜。

寄欧阳舍人书 - 译文及注释

译文曾巩叩头再次拜上,舍人先生:去年秋天,我派去的人回来,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。我反复读诵,真是感愧交并。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,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,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。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,而碑铭呢,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、才能操行出众,志气道义高尚的人,怕后世人不知道,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,有的置于家庙里,有的放置在墓穴中,其用意是一样的。如果那是个恶人,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?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。铭文的撰写,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,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。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,就积极建立功业;恶人没有什么可记,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。至于博学多才、见识通达的人,忠义英烈、节操高尚之士,他们的美善言行,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,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。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,不与史传相近,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!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,为人子孙的,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。所以即使是恶人,都一定要立碑刻铭,用来向后人夸耀。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,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,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,就人情上过不去,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。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,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。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,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,不正确,就不能流行于世,传之后代。所以千百年来,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,但流传于世的很少。这里没有别的原因,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,撰写的铭文不公正、不正确的缘故。 照这样说来,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?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,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。而人们的品行,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,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,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,有实际大于名望的,有名过其实的。好比用人,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,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?能不受迷惑,不徇私情,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。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,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,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。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,难道不是如此吗?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,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,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。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;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。象先生的道德文章,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。我先祖的言行高尚,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,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。世上的学者,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,看到感人之处,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,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?又何况是我曾巩呢?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,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。这感激与报答之情,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?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、才能庸陋的人,先生还提拔鼓励我,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,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,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、世不经见之士,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?那些潜居山林、穷居退隐之士,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?好事谁不想做,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?当父亲、祖父的,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?做子孙的,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?这种种美德,应当全归于先生。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,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。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,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? 荣幸之至,书不尽怀,曾巩再拜上。

注释①铭:在器物上记述事实、功德等的文字。②通材:兼有多种才能的人。③勒:刻。④畜:积聚。⑤兼胜:都好,同样好。⑥卓卓:卓著,突出的好。⑦衋(xì)然:痛苦的样子。⑧蹶:挫折。⑨魁闳:高大。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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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欧阳舍人书 - 赏析

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,它没有平常的客套,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。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。来述说“立言”的社会意义,阐发“文以载道”的主张,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。文章结构谨严,起承转合非常自然。

第一段(起承部分),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。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。先提出论点“铭志之著于世,义近于史”,然后比较铭、史之异同。先言其异,次言其同。本段借助铭、史对比展开文章,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。

第二段谈今铭“二弊”,首先是不实;其次是“传者盖少”。

第三段,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。作者提出:“立言者”必须是“畜道德而能文章者”。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,然后再分说,“畜道德”和“能文章”。最后总说: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,岂非然哉!二三段为“转”,最后两段为“合”,从立言者之论,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,盛誉欧阳修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之贤,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。与文章开头呼应。在唐宋八大家当中,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,在以上所述中,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,结构十分谨严,内容环环相扣,起承转合,如行云流水。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。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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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欧阳舍人书 - 创作背影

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。公元1046年(宋仁宗庆历六年)夏,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。当年,欧阳修写好《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》,曾巩即写此信致谢。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(庆历七年),作者29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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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巩

作者:曾巩

曾巩(1019年9月30日-1083年4月30日,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-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),字子固,世称“南丰先生”。汉族,建昌南丰(今属江西)人,后居临川(今江西抚州市西)。曾致尧之孙,曾易占之子。嘉祐二年(1057)进士。北宋政治家、散文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为“南丰七曾”(曾巩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纡、曾纮、曾协、曾敦)之一。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。 

曾巩其它诗文

《秋日感事示介甫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秋日气已盛,阴虫朝暮声。

烟云断溪树,风雨入山城。

沙碛有遗虏,旌旗多远行。

生民苦未息,吾党耻论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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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交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德操庞公林下时,入门岂复知客主。

夷吾鲍叔贫贱间,分财亦不辞多取。

相倾顿使形迹空,素定已各肝胆许。

世间未信亦论交,得失秋毫有乖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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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道山亭记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闽,故隶周者也。

至秦,开其地,列于中国,始并为闽中郡。

自粤之太末,与吴之豫章,为其通路。

其路在闽者,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,山相属无间断,累数驿乃一得平地,小为县,大为州,然其四顾亦山也。

其途或逆坂如缘絙,或垂崖如一发,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:皆石芒峭发,择然后可投步。

负戴者虽其土人,犹侧足然后能进。

非其土人,罕不踬也。

其溪行,则水皆自高泻下,石错出其间,如林立,如士骑满野,千里下上,不见首尾。

水行其隙间,或衡缩蟉糅,或逆走旁射,其状若蚓结,若虫镂,其旋若轮,其激若矢。

舟溯沿者,投便利,失毫分,辄破溺。

虽其土长川居之人,非生而习水事者,不敢以舟楫自任也。

其水陆之险如此。

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,盖以其陿多阻,岂虚也哉?福州治侯官,于闽为土中,所谓闽中也。

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,四出之山皆远,而长江在其南,大海在其东,其城之内外皆涂,旁有沟,沟通潮汐,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。

麓多桀木,而匠多良能,人以屋室巨丽相矜,虽下贫必丰其居,而佛、老子之徒,其宫又特盛。

城之中三山,西曰闽山,东曰九仙山,北曰粤王山,三山者鼎趾立。

其附山,盖佛、老子之宫以数十百,其瑰诡殊绝之状,盖已尽人力。

光禄卿、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,得闽山嵚崟之际,为亭于其处,其山川之胜,城邑之大,宫室之荣,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。

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,为登览之观,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、方丈、瀛州之山,故名之曰“道山之亭”。

闽以险且远,故仕者常惮往,程公能因其地之善,以寓其耳目之乐,非独忘其远且险,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,其志壮哉!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,既新其城,又新其学,而其余功又及于此。

盖其岁满就更广州,拜谏议大夫,又拜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,今为越州,字公辟,名师孟云。

《山茶花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山茶花开春未归,春归正值花盛时。

苍然老树昔谁种?照耀万朵红相围。

蜂藏鸟伏不得见,东风用力先嘘吹。

追思前者叶盖地,万木惨惨攒空枝。

寒梅数绽少颜色,霰雪满眼常相迷。

岂如此花开此日,绛艳独出淩朝曦。

为怜劲意似松柏,欲搴更惜长依依。

山榴浅薄岂足比,五月雾雨空芳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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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松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高松高干云,众林安可到。

汤汤鸣寒溪,偃偃倚翠纛。

侧听心神醒,仰视目睛眊。

风雨天地动,一叶不欹倒。

岂同涧中萍,上下逐流潦。

岂同墙根槐,卷卷秋可扫。

凤凰引众禽,此木阴可焘。

君求百常柱,星日此可造。

般匠世有无,方钟野人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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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和赵宫保别杭州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紞鼓留公岂是催,湖山得意且徘徊。

更应准拟须乘兴,范蠡扁舟去却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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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题关都官宅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麻衣少壮干时去,朱绂康强得老归。

身世自如天下少,利名难退古来稀。

更无俗事侵方寸,只与闲人话翠微。

科第诸郎同日显,高门当代有光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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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瞿秘校新授官还南丰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柳色映驰道,水声通御沟。

虽喜芳物盛,未同故人游。

叩门忽去我,跃马振轻裘。

佩印自兹始,过家当少留。

中园何时到,薇蕨亦已柔。

山翠入幽屐,渚香浮回舟。

阡陌有还往,壶觞时献酬。

应笑天禄阁,寂寥谁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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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和张伯常岘山亭晚起元韵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挥手红尘意浩然,夙兴招客与扳联。

烟云秀发春前地,草木清含雪后天。

已卜耕桑临富水,暂抛鱼鸟去伊川。

更追羊杜经行乐,况有风骚是谪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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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游鹿门不果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方舟下秋濑,已远汉南城。

念昔在郡日,苦为尘网婴。

低心就薄禄,实负山水情。

鹿门最秀发,十里行松柽。

宿幌白云影,入窗流水声。

庞公昔抱道,遯世此躬耕。

风雨塞天地,伺晨独先鸣。

故岩但闻说,已觉醒朝酲。

及兹道途出,谓谐猿鹤迎。

顾值深泞阻,独怜幽思并。

不踏苏岭石,虚作襄阳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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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墨池记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临川之城东,有地隐然而高,以临于溪,曰新城。

新城之上,有池洼然而方以长,曰王羲之之墨池者,荀伯子《临川记》云也。

羲之尝慕张芝,临池学书,池水尽黑,此为其故迹,岂信然邪?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,而尝极东方,出沧海,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;岂其徜徉肆恣,而又尝自休于此邪?羲之之书晚乃善,则其所能,盖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。

然后世未有能及者,岂其学不如彼邪?则学固岂可以少哉,况欲深造道德者邪? 墨池之上,今为州学舍。

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,书‘晋王右军墨池’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。

又告于巩曰:“愿有记”。

推王君之心,岂爱人之善,虽一能不以废,而因以及乎其迹邪?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?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,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!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,曾巩记。

《海浪如云去却回,北风吹起数声雷。》

曾巩 〔宋代〕

海浪如云去却回,北风吹起数声雷。朱楼四面钩疏箔,卧看千山急雨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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