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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咏三良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束带值明后,顾盼流辉光。

一心在陈力,鼎列夸四方。

款款效忠信,恩义皎如霜。

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。

壮躯闭幽隧,猛志填黄肠。

殉死礼所非,况乃用其良。

霸基弊不振,晋楚更张皇。

疾病命固乱,魏氏言有章。

从邪陷厥父,吾欲讨彼狂。

咏三良 - 译文及注释

译文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,他们才高志大,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。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,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,受到四方称颂。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,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。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,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。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,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。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,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!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,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。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,以人为殉,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,遗命不需要遵从。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,陷入父皇陷阱,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。

注释秦穆公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明后:明君,谓秦穆公。幽隧:墓道。黄肠:苏林曰: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,故曰黄肠,指棺木。张皇:张大、扩大。从邪:指殉葬之作法。彼狂:指秦穆公子康公。 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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咏三良 - 赏析

“三良”事最早见于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。据《左传》鲁文公六年载,“秦穆公任好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,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此后史家、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,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,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,三良自愿殉葬;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、个体生命价值的,如陶渊明、苏轼等等。

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。前十句为第一层,是就三良来说。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,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、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。应该说,这与《黄鸟》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。《黄鸟》首章云:“交交黄鸟,止于棘。谁从穆公,子车、奄息。维此奄息,百夫之特。临其穴,惴惴其栗。彼苍者天,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”。清马瑞辰曰:“诗以黄鸟之止棘、止桑、止楚,为不得其所,兴三良之从死,为不得其死也。棘、楚皆小木,桑亦非黄鸟所宜止,《小雅·黄鸟》诗‘无集于桑’是其证也。”马说甚是。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“临其穴,惴惴其栗”,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,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。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,也是有所本的。汉末王粲《咏史诗》论三良之死曰:“结发事明君,受恩良不訾。临末要之死,焉得不相随?……人生各有志,终不为此移。同知埋身剧,心亦有所施。”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。二诗对照,无论是“束带值明后”与“结发事明君”的细节描绘,还是“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”与“人生各有志,终不为此移”的死亡价值判断,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。究其原因,王粲《咏史诗》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,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,故宣扬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精神,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。而柳宗元《咏三良》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,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,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。其《读书》一诗云:“幽沈谢世事,俛默窥唐虞。上下观古今,起伏千万途。遇欣或自笑,感戚亦以吁。”《咏史》之咏叹燕昭王、乐毅,《咏三良》之批判秦康公,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。其《冉溪》诗云:“少时陈力希公侯,许国不复为身谋。”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,使得“人情大悦”,政局为之一新。“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”,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。

然而若撇开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的政治隐喻不谈,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,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。陶诗虽亦有“出则陪文舆,入必侍丹帷。箴规向已从,计议初无亏”的描述,但“忠情谬获露,遂为君所私”与“厚恩固难忘,君命安可违”的议论,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。事君以忠,为君所赏,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,但若过于忠诚,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,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。渊明说“忠情谬获露”,“谬”字真是深可玩味: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,“君命安可违”实乃“君命不可违”。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。人才乃国之公器,非国君的一己之私,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这直接启发了苏轼《和〈咏三良〉》“我岂犬马哉?从君求盖帷”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“杀身固有道,大节要不亏”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。宗元《咏三良》诗在这一点上,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。

《咏三良》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,是就秦康公来说。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,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,朱熹即云:“史记秦武公卒,初以人从死,死者六十六人。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,而三良与焉。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,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。于是习以为常,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。”在中原地区人看来,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,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,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。穆公死后,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,晋、楚相继称霸,这和穆公以贤殉葬、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。《左传》中“君子”即言:“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,死而弃民。先王违世,犹诒之法,而况夺之善人乎?……今纵无法以遗后嗣,而又收其良以死,难以在上矣。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。”宗元所论正是本此。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,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,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。《左传》鲁宣公十五年记载:“魏武子有嬖妾,无子。武子疾,命颗曰:‘必嫁是。’疾病则曰:‘必以为殉。’及卒,颗嫁之,曰:‘疾病则乱,吾从其治也。’”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。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,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。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,却没有康公的声音,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,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,康公命令他们不死,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,而且还可赢得人心,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,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。在这种情况下,康公如果选择沉默,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。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。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,然而倘若仔细研究,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。

首先,如前朱熹所言,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,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,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,没有与时俱进。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,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。

其次,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: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,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,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,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,在“父没,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的春秋时期,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,无可厚非。当然,康公以三良殉葬,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,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(他本可以挽救的),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,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。不过宗元说“吾欲讨彼狂”,称康公为狂乱之人,大加讨伐,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。苏辙以为:“然三良之死,穆公之命也。康公从其言而不改,其亦异于魏颗矣。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。”与宗元一样,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,自然也谈不上“了解之同情”了。

再次,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,如前所述,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。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“从邪陷厥父”。这里,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。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,康公如果改变父命,这无疑是正确之举。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,就诗歌本身来说,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,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,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,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。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。▲

高平.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质疑[J].古典文学知识,2008(02)

咏三良 - 创作背影

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年)贬谪永州(今属湖南)期间读书有感而作。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(805年)被贬来永州,而唐宪宗即位(806年)后,仍信谗贬贤,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,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、迷茫和郁愤。

高平.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质疑[J].古典文学知识,2008(02)

柳宗元

作者:柳宗元

柳宗元(773年-819年),字子厚,唐代河东(今山西运城)人,杰出诗人、哲学家、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著名作品有《永州八记》等六百多篇文章,经后人辑为三十卷,名为《柳河东集》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人称柳河东,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又称柳柳州。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,并称“韩柳”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其诗、文成就均极为杰出,可谓一时难分轩轾。 

柳宗元其它诗文

《渔翁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渔翁夜傍西岩宿,晓汲清湘燃楚竹。

烟销日出不见人,欸乃一声山水绿。

回看天际下中流,岩上无心云相逐。

《种树郭橐驼传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郭橐驼,不知始何名。

病偻,隆然伏行,有类橐驼者,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

驼闻之曰:“甚善。

名我固当。

”因舍其名,亦自谓“橐驼”云。

其乡曰丰乐乡,在长安西。

驼业种树,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,皆争迎取养。

视驼所种树,或移徙,无不活;且硕茂,早实以蕃。

他植者虽窥伺效慕,莫能如也。

有问之,对曰: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,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。

凡植木之性,其本欲舒,其培欲平,其土欲故,其筑欲密。

既然已,勿动勿虑,去不复顾。

其莳也若子,其置也若弃,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。

故吾不害其长而已,非有能硕茂之也;不抑耗其实而已,非有能早而蕃之也。

他植者则不然,根拳而土易,其培之也,若不过焉则不及。

苟有能反是者,则又爱之太恩,忧之太勤。

旦视而暮抚,已去而复顾。

甚者,爪其肤以验其生枯,摇其本以观其疏密,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

虽曰爱之,其实害之;虽曰忧之,其实仇之;故不我若也。

吾又何能为哉?”问者曰:“以子之道,移之官理,可乎?”驼曰:“我知种树而已,官理,非吾业也。

然吾居乡,见长人者好烦其令,若甚怜焉,而卒以祸。

旦暮吏来而呼曰:‘官命促尔耕,勖尔植,督尔获,早缫而绪,早织而缕,字而幼孩,遂而鸡豚。

’鸣鼓而聚之,击木而召之。

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,且不得暇,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?故病且怠。

若是,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?”问者曰:“嘻,不亦善夫!吾问养树,得养人术。

”传其事以为官戒。

《封建论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天地果无初乎?吾不得而知之也。

生人果有初乎?吾不得而知之也。

然则孰为近?曰:有初为近。

孰明之?由封建而明之也。

彼封建者,更古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而莫能去之。

盖非不欲去之也,势不可也。

势之来,其生人之初乎?不初,无以有封建。

封建,非圣人意也。

彼其初与万物皆生,草木榛榛,鹿豕狉狉,人不能搏噬,而且无毛羽,莫克自奉自卫。

荀卿有言:“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。

”夫假物者必争,争而不已,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。

其智而明者,所伏必众,告之以直而不改,必痛之而后畏,由是君长刑政生焉。

故近者聚而为群,群之分,其争必大,大而后有兵有德。

又有大者,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属。

于是有诸侯之列,则其争又有大者焉。

德又大者,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封。

于是有方伯、连帅之类,则其争又有大者焉。

德又大者,方伯、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人,然后天下会于一。

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,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,有诸侯而后有方伯、连帅,有方伯、连帅而后有天子。

自天子至于里胥,其德在人者死,必求其嗣而奉之。

故封建非圣人意也,势也。

夫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事远矣,及有周而甚详。

周有天下,裂土田而瓜分之,设五等,邦群后。

布履星罗,四周于天下,轮运而辐集;合为朝觐会同,离为守臣扞城。

然而降于夷王,害礼伤尊,下堂而迎觐者。

历于宣王,挟中兴复古之德,雄南征北伐之威,卒不能定鲁侯之嗣。

陵夷迄于幽、厉,王室东徙,而自列为诸侯。

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,射王中肩者有之,伐凡伯、诛苌弘者有之,天下乖戾,无君君之心。

余以为周之丧久矣,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。

得非诸侯之盛强,末大不掉之咎欤?遂判为十二,合为七国,威分于陪臣之邦,国殄于后封之秦,则周之败端,其在乎此矣。

秦有天下,裂都会而为之郡邑,废侯卫而为之守宰,据天下之雄图,都六合之上游,摄制四海,运于掌握之内,此其所以为得也。

不数载而天下大坏,其有由矣:亟役万人,暴其威刑,竭其货贿,负锄梃谪戍之徒,圜视而合从,大呼而成群,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,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,天下相合,杀守劫令而并起。

咎在人怨,非郡邑之制失也。

汉有天下,矫秦之枉,徇周之制,剖海内而立宗子,封功臣。

数年之间,奔命扶伤之不暇,困平城,病流矢,陵迟不救者三代。

后乃谋臣献画,而离削自守矣。

然而封建之始,郡国居半,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,秦制之得亦以明矣。

继汉而帝者,虽百代可知也。

唐兴,制州邑,立守宰,此其所以为宜也。

然犹桀猾时起,虐害方域者,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,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。

州县之设,固不可革也。

或者曰:“封建者,必私其土,子其人,适其俗,修其理,施化易也。

守宰者,苟其心,思迁其秩而已,何能理乎?”余又非之。

周之事迹,断可见矣:列侯骄盈,黩货事戎,大凡乱国多,理国寡,侯伯不得变其政,天子不得变其君,私土子人者,百不有一。

失在于制,不在于政,周事然也。

秦之事迹,亦断可见矣:有理人之制,而不委郡邑,是矣。

有理人之臣,而不使守宰,是矣。

郡邑不得正其制,守宰不得行其理。

酷刑苦役,而万人侧目。

失在于政,不在于制,秦事然也。

汉兴,天子之政行于郡,不行于国,制其守宰,不制其侯王。

侯王虽乱,不可变也,国人虽病,不可除也;及夫大逆不道,然后掩捕而迁之,勒兵而夷之耳。

大逆未彰,奸利浚财,怙势作威,大刻于民者,无如之何,及夫郡邑,可谓理且安矣。

何以言之?且汉知孟舒于田叔,得魏尚于冯唐,闻黄霸之明审,睹汲黯之简靖,拜之可也,复其位可也,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。

有罪得以黜,有能得以赏。

朝拜而不道,夕斥之矣;夕受而不法,朝斥之矣。

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,纵令其乱人,戚之而已。

孟舒、魏尚之术莫得而施,黄霸、汲黯之化莫得而行;明谴而导之,拜受而退已违矣;下令而削之,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,则相顾裂眦,勃然而起;幸而不起,则削其半,削其半,民犹瘁矣,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?汉事然也。

今国家尽制郡邑,连置守宰,其不可变也固矣。

善制兵,谨择守,则理平矣。

或者又曰:“夏、商、周、汉封建而延,秦郡邑而促。

”尤非所谓知理者也。

魏之承汉也,封爵犹建;晋之承魏也,因循不革;而二姓陵替,不闻延祚。

今矫而变之,垂二百祀,大业弥固,何系于诸侯哉?或者又以为:“殷、周,圣王也,而不革其制,固不当复议也。

”是大不然。

夫殷、周之不革者,是不得已也。

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,资以黜夏,汤不得而废;归周者八百焉,资以胜殷,武王不得而易。

徇之以为安,仍之以为俗,汤、武之所不得已也。

夫不得已,非公之大者也,私其力于己也,私其卫于子孙也。

秦之所以革之者,其为制,公之大者也;其情,私也,私其一己之威也,私其尽臣畜于我也。

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

夫天下之道,理安斯得人者也。

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居下,而后可以理安。

今夫封建者,继世而理;继世而理者,上果贤乎,下果不肖乎?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。

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,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,以尽其封略,圣贤生于其时,亦无以立于天下,封建者为之也。

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?吾固曰:“非圣人之意也,势也。

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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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舞曲歌辞。白纻歌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翠帷双卷出倾城,龙剑破匣霜月明。

朱唇掩抑悄无声,金簧玉磬宫中生。

下沉秋水激太清,天高地迥凝日晶,羽觞荡漾何事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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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郊居岁暮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屏居负山郭,岁暮惊离索。

野迥樵唱来,庭空烧烬落。

世纷因事远,心赏随年薄。

默默谅何为,徒成今与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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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摘樱桃赠元居士,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海上朱樱赠所思,楼居况是望仙时。

蓬莱羽客如相访,不是偷桃一小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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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水驿丛竹天水赵云余手种一十二茎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檐下疏篁十二茎,襄阳从事寄幽情。

只应更使伶伦见,写尽雌雄双凤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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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赠刘员外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信书成自误,经事渐知非。

今日临岐别,何年待汝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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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驱车方向阙,回首一临川。

多垒非余耻,无谋终自怜。

乱松知野寺,馀雪记山田。

惆怅樵渔事,今还又落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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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故国名园久别离,今朝楚树发南枝。

晴天归路好相逐,正是峰前回雁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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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(是年出刺柳州五月复经此)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发春念长违,中夏欣再睹。

是时植物秀,杳若临悬圃。

歊阳讶垂冰,白日惊雷雨。

笙簧潭际起,鹳鹤云间舞。

古苔凝青枝,阴草湿翠羽。

蔽空素彩列,激浪寒光聚。

的皪沉珠渊,锵鸣捐佩浦。

幽岩画屏倚,新月玉钩吐。

夜凉星满川,忽疑眠洞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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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(娄秀才,图南也)》

柳宗元 〔唐代〕

远弃甘幽独,谁云值故人。

好音怜铩羽,濡沫慰穷鳞。

困志情惟旧,相知乐更新。

浪游轻费日,醉舞讵伤春。

风月欢宁间,星霜分益亲。

已将名是患,还用道为邻。

机事齐飘瓦,嫌猜比拾尘。

高冠余肯赋,长铗子忘贫。

晼晚惊移律,暌携忽此辰。

开颜时不再,绊足去何因。

海上销魂别,天边吊影身。

只应西涧水,寂寞但垂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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